山西，贫瘠缔造丰饶
青砖文明是黄土文明的极致。依靠农民式的勤劳、坚韧，依靠一种兼容并包、求新创造的文化精神，山西人在并不富裕的自然环境里，将中国的青砖文明推到了高峰...
山西绝不仅仅是在太行山的西边，这只是长期位于东方大平原上的天朝对这一方水土的一种不完全的简称。如果坐汽车从太旧高速公路经旧关、或者坐火车从娘子关等太行山的重重关隘首入山西，到了省会太原以后，您当然会觉得它在山西。但是，如果从太原继续向南、向北或者向西，您又会感觉到四面八方全是山。
其实，山西也可以说是在山北———豫西韶山和晋南历山之北。韶山和历山都不算大，也谈不上险峻，却相当有历史的渊源。如果不是因为“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豫西韶山的名气恐怕比湖南的那个韶山要远为响亮，即便是今天，在国际学术界内，情况仍然还是这样。因为大名鼎鼎、被视为华夏始祖的“仰韶文化”，就是由于那最早被考古者发现的一群原始的中国先民常常猎食驻足于此山脚下，仰山长望常思、活命育文而得其名的。后者历山是晋南一处国家级自然环境保护区，其主峰之上有一广大数百亩的平台，俗称“舜王坪”，传说上古时代圣王舜为避尧逊让的帝位，曾隐姓埋名，躬耕于此。韶山与历山尽管小些，但是如果考虑到它们都是更大的中条山脉的构成部分，那么更古时候生活在中都洛阳的人们称山西为山北，或许也没有什么不可。
当然，山西、山北的称谓，都是相对的指称，倒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山西人对自己的处境更有自知之明，一首山西民歌唱道：“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山）。”每听到这两句歌词，我的两眼都会不自觉地一湿。这两句词虽然满含豪迈的气势，但不知省略了多少无可奈何，省略了多少像历山、韶山、霍山（晋中与晋南的界标）、崇山（又名塔儿山，著名的陶寺遗址所依）、恒山（北岳）甚至五台山（佛教圣山）和王屋山（传愚公移山之处，位于豫境但与山西比邻，并对其文化有相当的界标意义）那样虽然不大，但文化的意味却极其浓厚的小山小岭。
其实，从侯马到太原或者是倒过来，从太原到侯马甚至更远的运城，无论坐火车、汽车，除了一条几近干涸的、被煤尘染黑的窄窄的汾水谷地以外，两边几乎全是山；即使在河谷稍宽，可称为盆地的地方，山脊仍然是若隐若现，像两条甩不掉的影子一样，浮立在车窗两边逼仄的地平线上。特别是在从霍山到介休的那段河谷中，吕梁与太行像两尊迎面相撞的巨人的肩膀，河水喧哗在逼仄的峡谷中，您会感到山西在此像是被谁捏住了脖子，汾河的水简直流成了一种呜咽。
尽管如此，山西的古代文化却仍然令人目眩地十分发达。且不说作为中华文明奠基石的仰韶时代，山西、陕西与河南三省交接之处构成了中国文化的金三角；不说在文明孕育期间山西陶寺发现中原乃至中国最早的成套礼器磬、鼓与彩绘龙盘；不说夏商周三代或起于晋南、或以晋南作为自己至关重要的经略之地，即使在更晚近的时候，山西仍然是中国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那种四溢的光彩，您只需在那崇山峻岭中走一走，看看那在全国首屈一指的飞檐叠架的古代建筑，那气势恢宏、凝重的石雕、泥塑，便可以心领神会。
我个人以为，虽然在中国北方诸省之中，山西没有像河南、陕西或者北京那样，久为历朝都城之所在，但是，由于离中原和北方的游牧者都太近，山西却一直是中国文化内部血脉南达北上的通道，是中国文化精神之创造性的最重要的输送源泉。有时候，它是纯粹华夏的，像陶寺的彩绘龙盘、夏商一样，它们传承和播扬着一种华夏精神；也有的时候它是混杂的，像《左传·僖公十三年》中周公指教康叔那样需要“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在南北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的特殊地位。这一点使它在地理上有些像北京，但表现出来却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形式。北京有燕山作屏障，有沃野千里的华北大平原作后盾，还有人工修筑的长城和厚实的城墙，使得它像一口敦敦实实的狮子，扼守在中原的入口。因此，在与北方游牧者的关系中，要么是升平的通商交使，要么是墙摧城陷，江山易手。而在山西，虽然河山更多，关隘更多（东西南北一共号称十八关），地形也更复杂，但游牧文化与农业文化彼此却更容易长驱直入，且两两沟连着深入到对方的腹地———中原与草原。饥馑战乱之时，虽然不乏残酷的争斗与掠夺，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深入细致的融合与汇通，在彼域培植、养育着一朵一朵兼收并蓄的文化奇葩。因此，在朔北大漠之中，可以有农商的归宿，在晋唐皇室中，可以流动着强悍的游牧血统。这种文化的汇通与交流，最终使华夏文化远播漠北塞外，中原文明时时可以汲取到新鲜悍勇的血气。而在山西地区，则滋养出一种强盛的文化创造精神。
1997年3月，我曾光临晋中的乔家大院。在冬末春初枯黄的原野上和暖融融的阳光中，乔家大院像一座青灰色的宫殿，傲视数百年的岁月沧桑，巍然屹立着，用火的艺术与匠心，将贫瘠的黄土文明锻造至于极致。而乔家的创始人乔贵发，就是一个典型的远走塞外、靠磨豆腐起家的中土农商。如果不是亲临，一个人很难想像在群山之中、黄土之上，尚能存在如此的豪宅巨室，它既不失江南人家的精致巧妙，更有一种北土地带的磊落大气。
我多次想，虽然乔家集中了晋地民俗建筑的许多优点，但它毕竟是一个特例，是发家致富之后剥削阶级富商大贾的财富和深厚的传统文化巧妙结合以后的产物，是一种历史的偶然现象。但是，来到保存比较完整的平遥古城以后，我不得不怀疑我错了，从小耳濡目染的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和思维惯式，可能把我对乔家大院的想像推上了一条错误的思路，因为在平遥古城里，几乎全是类似乔家大院那样的明清时代的青砖建筑。难道偌大一个县城中，成千上万的住户都是类似于乔家那样的剥削阶级吗？难道在这个几百年以前的商业中心，不存在职员、杂役与仆从、小商小贩吗？难道他们没有家室没有住屋吗？这样的社会才更为不可想像。
惟一合理的推测只能是，南北交汇与商农杂处的晋地，一种文化上的兼容并包、求新创造以及中国特殊的泽邻被里、荣族隆亲的裙带联系，经过几千年的传递、积累，从黄土之中缔造了这种伟大的青砖文明，它具有普遍的、也具有地域性的标志意义。我的这一推测，在晋中的太谷、祁县县城的明清民居中，在刚刚富裕起来的晋南晋北的现代民居中，一次又一次得到印证。
可以说，青砖文明是黄土文明的极致。依靠农民式的勤劳、坚韧，依靠一种兼容并包、求新创造的文化精神，山西人在并不富裕的自然环境里，将中国的青砖文明推到了高峰。
1997年的春夏之交，我随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的部分专家对山西丰富的文物古迹进行鉴定定级。从晋南到朔北，我们边走、边看、边吃，而山西文化的这种精神在晋地的饮食文化中同样得到了有力的佐证。人常说，山西的吃食，除了面食，还是面食。这与实际的情况大致相合，但这话只能指吃的原料，因为贫瘠的黄土、零散的沟沟坎坎中，大约只能提供简单如许的粮食作物。但是，山西人的面食制作加工工艺之丰、之精，却又是另外一个极致。单是一种粗糙难咽的莜麦面，据我亲眼所见，就有捺檀檀、剔尖、捏饽饽、团疙瘩、擦圪蚪、圪垛垛、猫耳朵、搓鱼、流尖、手擀、刀削、机压等等的成型技术，加上烹饪和佐料上的区别，足足可以变换出几十个花样来。因此，民谚号称“山西面食三百六”，看来是完全可以凭信的。
衣食住行，几乎涵盖了一地民间文化的全部，但是，山西文化中的创造精神，却使它们在贫瘠之中缔造了一种丰饶。这种丰饶的深远的根系，早已攀缠凝结于华夏文明的核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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